读王海东先生[马家窑陶器鉴定研究]一书所感 作者:陈步一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1-07-24 浏览量：2117 |
| 读王海东先生[马家窑陶器鉴定研究]一书所感 |
| 作者:陈步一 |
| 当我们在探究和论述华夏文明之源这方面问题时，往往不约而同的都把目光转向史前文化遗存——陶器。在许多不为人知的漫长时空中，了解和认识这些文化遗存的生发、用途、如何制造、为什么是这个模样等许多问题，就自然成为人们必然思索的问题。因此，对文化艺术遗存进行科学的探究并逐步形成的考古学是近二个世纪以来的事。从已知的成果来看，18世纪由欧洲传入的考古之学大约早于我国近80年的时间；而事实上，中国早在北宋元祐七年吕大临就编撰了《考古图》，书中既绘有器形图，还记录了每器的尺寸，铭文和出土地点情况，它比1842年丹麦考古学家沃尔索著述的《丹麦早期古物》一书，足足早了11个世纪。此后，诸如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1123年）、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的《集古图》、赵明诚的《金碌》等等；因此，可以非常肯定的说，中国是世界上出版古物研究专著最早、考古学萌发最早的国家。然而，另人惋惜的是，未能在科学探测、发掘等方面早于欧洲形成一门学科——考古学。二十世纪初，随着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和考古学人才的培养均逐渐成熟起来，许多成果为文物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完善细密的理论依据与实物参照基础，揭示和印证了华夏民族自身文明生发和延续的规律。诸如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均建立在这一学科成果基础之上。如果说，剥离土层以再现地下文物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那么，对具有传世性质的文物进行综合研究乃至于鉴别真伪、科技保护、综合价值评估等等则应是文物学研究和关注范畴的事；然而，未来文物学或是考古学的发展，乃至于揭示深层次文化遗存的现实价值并应用于社会而言，必是两者密切统一的、相互参照印证的。两者研究成果的互为作用必将推动民族文博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今天所说的文化遗产学的学科地位不正是有力的说明这一点吗？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文化标志，它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是研究人类文明进程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有说：绚丽的彩陶和薄如卵毂的黑陶，当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就二者材质及人文内涵而言，我则不敢荀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面前再现这些用泥土制成的人类史前手工制品时，我们的心灵被深深的震撼了，正是这用水润和后的粘土，先民以神奇的双手再借助天地间圣火烧制的陶器，再一次有力的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1918年，瑞典人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来到中国， 3年后，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以彩陶为主要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这个发现让我们看到了距今约六千八百至六千年前璀灿的史前制陶艺术和工艺技巧，红褐色的陶器上那些明快、醒目的黑彩纹样，多见的有体态各异灵动的人面纹游鱼、蛙、鸟和小鹿。稍后的庙底沟类型则以构图新奇，曲线起伏的花卉图案、装饰花纹带和翱翔的飞鸟，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彩陶缸壁上就绘有白鹤衔着大鱼旁竖石斧的图画，整个画面高37cm宽44cm，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史前陶器画面最大的作品。当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在黄河中游地区走向极至之后，略晚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韵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华姿日显，西起甘肃、青海东部、东达河南大部、南至丹江流域、北到内蒙古与河北南部广大区域；它是黄河上游及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代表类型，是受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而发展形成的，过去也曾称为“甘肃仰韵文化”。而实际上它是黄河上游极具特殊风格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现在已知的马家窑文化遗址约400多处，马家窑文化陶器以彩陶为主，东起泾、渭河上游，西至黄河上游龙羊峡附近，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泯江流域汶川县地区，其分布范围尤为广泛。 从已知的考古成果来看，马家窑文化遗址地层的叠压关系有早晚之分。早期略晚于黄河中游的庙底沟仰韶文化，据对马家窑文化较早的石岭下类型进行的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818上175年；距今约5000多年，相当于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稍晚阶段。依据地层学与年代学的年度来分析，马家窑文化各遗址似乎是由东向西发展，大约经历了1000多年，整个文化发展大体有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四个阶段。 1923年，继仰韶文化发现之后约二年的时间，在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镇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址并进行了初步发掘，后于1961年开始命名为马家窑文化，认可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时至今日，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对马家窑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终于具备了丰富的实物条件和理论基础，从而确立了马家窑文化是彩陶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一结论。 本书的作者王海东先生自幼对民族文化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源于他出生在甘肃临洮，这块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神秘土地是他深深眷恋着的，正是这样一个契机使得他从事马家窑文化研究凡二十年，并最终凭籍一己之力成为马家窑彩陶方面的大收藏家、具有丰富研究经验、成果的马家窑文化学者。 多年以来，许多重要考古成果未能上升到人类文化遗产学层面上及时的深入研究借鉴，诸如马家窑文化现象；考古工作者把它剥离土层之后，保管部门自然的进入了保管职能的工作状态，这样一来，给予文物学角度的研究在客观条件上受到了严重制约，许多重要文物至今尚未发挥其文物属性以外的更大作用；加之许多管理工作和政策的滞后，政府考古行为和文物研究部门之间的密切连续性、实效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局限。从根本上讲，我们在关于如何运用民族文物丰厚遗存的现实意义和推动当下民族文化事业良性发展的具体策略规划等方面问题尚处在蒙瞳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作用下的文物事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逢勃生机，对文物的收藏和研究不再是普通公民的禁区；这无疑给当代民族文物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王海东先生的寻宝、爱宝、护宝、鉴宝乃至集二十年之心血，用《马家窑彩陶鉴识》的方式奉献给世人，这不能不令人感思良多；王海东撰写的《马家窑彩陶鉴识》一书，确是科学的运用了已知的考古学成果，其中对相关文化类型陶器的发现、地层关系、文化特征、地域走向等等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工作，而后变换为文物学的角度来全面鉴识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综合价值，这确属难能可贵。虽然书中的一些章节在文字的表述上略显单薄，但相信随着王海东先生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入，不久之日必得大成。 |
| 来源:文博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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